而2021年开始，中科大的招生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更注重学生素质“均衡”，当年14个新高考省份，考生报考该校所有专业都必须选考物理。

在更多更综合性的大学，面对反对声音时，学校管理者只能借力打力。柯炳生曾反问草学科学的老师，既然（毕业生能达到八千月薪）这样好的话，“学生不报是他们无知，报了留不住是你们无什么？”

老师们回答：无能。

柯炳生补充道，至少是无为。

“它应该倒逼学院改革”

给学生第二次选择，重要性在哪儿？对此无法理解的大有人在。在中国农大尝试把自由转专业当做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时，就有老师提出，这个点会不会太小？

转专业并没有重要到让人常常回望。连那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转专业学生也很少会想，如果人生之路没有重新选择，自己会收获怎样的生活。

但有一些影响是他们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如今，吴礼彬已经是天津大学地理科学系的副主任。严格意义上讲，每届只有五十多位学生的地理系不是一个热门专业，但在过去几年，该专业的转入转出人数基本持平，每年都有十几名学生通过转专业加入地理系。

天津大学地科院有一栋白色的6层高楼。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吴礼彬特别愿意领着希望能转入该系的学生参观这栋大楼，“让他们了解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优势是什么。”有时，哪怕参观的学生只有一位，吴礼彬也为其耐心讲解。也只有经历过第二次选择的人，才能领会出其中的珍贵。

柯炳生认为专业的“无为”，也是林万龙希望能通过转专业解决的问题。“它应该倒逼学院的改革。”

“为什么你的专业这么冷，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觉得学不到什么新知识，没有用。自由转专业后，学院就有压力。”周丛照举例，该校的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原来有大气科学专业，“现在改革升级为空间科学，相关专业知识直接和神舟9号、10号紧密相关。”

也有观点认为，“倒逼”其实是伪命题，因为冷热门专业变化的背后是社会趋势，学院能做的努力很少。

“选择”前的充分了解也十分重要。周丛照所在的生命科学学院，专业近年来被戏称为“天坑专业”之一，在净转出人数增多的几年，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调控名额，而是采取另一条路径，让生科院的老师深度参与到本科招生工作中。“把反对的力量转化为招生的力量。以前生科院只负责一个省的招生，现在负责三个省。换句话说，当招到的学生充分了解中科大生命科学到底学什么之后，他后期转出的概率就很小。”

但在金帷看来，转专业不仅仅是倒逼学院改革的手段，还应该看到转专业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大学培养模式问题，“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在刚性的专业壁垒中寻找弹性的空间，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促进学生实现差异化、个性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