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吴礼彬所在的班级只有两位学生转出，一位去了热门的计算机系，吴礼彬则在听了一次与南极考察有关的讲座后就到了环境科学系。虽然他没有获得郭沫若奖学金，但在博士毕业前，他前往南极，抱着科研的崇高目的，铲了约60公斤的企鹅粪便。

为了生源，也为了理念

不同于十年前对开放转专业的一片叫好声，吉大公布转专业方案后，有观点认为，此举是为了拯救下滑的生源质量。2022年，该校的本科招生在河南、广西、山西多地出现断档，断档分数多出现在日语大类、水利大类等冷门专业上。

必须承认的是，一个自由、宽松的转专业氛围，会吸引更多高考生的驻足。刘竹君当时在山东大学和中国农大之间摇摆不定，当她得知山东大学对于转专业态度较为保守后，“客观上更偏向于进入农大”。

报考一所能更自由转专业的学校，像是拥有一个让时间倒流的按钮，仅需最少一个学期的努力，就有机会博回几十分的高考分差。

在新高考之下或许尤其如此，填报志愿对高考选考科目限制日益趋严，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多数高校的转专业要求中，并未对高考选考科目作严格限定。

林万龙列举了一个数据，中国农大改革的第一年，2010级学生共有493人次提出转专业申请，307人成功转入新专业，成功率达62%。

越头部的大学，“按钮”的吸引力越大。刘霄记得，一位入学前就有转专业想法的受访学生告诉他，自己是全省文科第27名，而该校的分数线卡到26名，为了进入该校，他放弃选择专业的权利。

教育理念的变迁是更大的时代背景。2003年，复旦大学就开风气之先，让244名学生转到新专业就读。

风气之先其实是某种回溯。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之初，就已有转专业、转校的情况，并且手续并不复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张铭雨曾统计，西南联大时期，至少有一次转系经历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转系两次或更多）大约占学生总数的10%。

情况在1952年后发生改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庞海芍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后，专业限定变死。1990年代，高校开始转专业探索，但迄今没能形成如欧美高校那样更具普遍性的制度。

允许谁转专业？

复旦开风气之先的两年后，教育部出台文件表示，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

政策本意是让学生多一次选择，但很多学校在落实时却遇到了现实“悖论”——允许谁转专业？

高校一般会在两个关口“卡”人，一是转出原专业时，会有成绩或其他表现有要求；二是转入新专业时，新专业也会设置笔试或面试等考核标准。

大部分学校还会限制转出的比例。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定是，学院（系）拟同意转出的人数一般不得超过该专业本年级学生总数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