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普遍规定，只有在原专业名列前茅，比如前10%的学生才具有转专业资格，但真正有转出需求的，其实是那些没有兴趣，导致成绩跟不上的学生，在逻辑上是个矛盾。”林万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而宣布放松转专业政策的吉大，限制条件也仍然存在。在2023年该校经济学院公布的要求中，报名条件包括全科绩点排名在所在专业前20%，如果曾在学科竞赛中获奖或发表过论文，排名可放宽到30%。

换言之，所谓“放松”是“转出不受限”，但“转入需考核”。也就是“拆门不拆槛”，这是大多数高校“放松”转专业的侧面。

中科大的老师们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悖论”。

2012年10月，中科大学生学业指导中心成立，是为配套转专业政策，帮助学生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专业。根据2014年《中国教育报》公布的数据，专业选择咨询的人数为205名，而因学习警示和预退学来咨询的学生达409名。“中心的老师大部分精力是帮助有退学风险的同学。”曾长淦说，“可以把转专业理解为一个托底政策，帮助他们顺利毕业也就挽救了一个家庭。”

怎么在政策精神的基础上体现出具体的“自由”？在2011年本科教学改革年里，中国农大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成绩、申请转出和转入的专业都不受限制。为了使政策落实彻底，还要求，如果某专业申请转入的报名人数在该专业事前公布的既定接收名额内，原则上应全部接受，不得设置障碍。

中科大的做法更为直接。该校2011年招收本科生约1800名，2012年教务处提供的转专业名额达590个，远高于192人的申请人数。另外，哪怕转专业不成功，还可以通过“个性化修读”的方式，跨专业选修课程，最后有机会获得另一个专业的学位。

2011年，时任校长柯炳生曾在中国农大校报上详细介绍改革的目标。他曾在中国农大经济管理学院工作过，出任校长前，又担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达十年时间。他认为，“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基础”，但现实却是，“大学新生的专业选择，都有一定的盲目性”。

在2014年该校学生代表大会上，柯炳生再次提到“转专业”，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从不喜欢的专业中解脱出来”。在柯炳生看来，“自由”代表着“越是挂科，学校越鼓励你转专业，因为挂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不喜欢学”。

他很满意这项政策，因为“（转专业之后）他们都很快乐，都学得很棒”。

2019年6月22日，沈阳，高考招生咨询会。（视觉中国/图）

选择的勇气

就在高校纷纷表示放松转专业限制的过程中，另一个情况也开始被注意：政策放开后，转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大幅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