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通 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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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税收博物馆，3张土地所有权凭证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汀州府长汀县的“归户由帖”。

“归户由帖”标明了土地面积、位置、所属权人和应缴税额，虽距今已近500年，但字迹清晰。几张薄薄的“归户由帖”，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审视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机会。

后朱元璋时代的财政危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秉持轻徭薄赋的农本思想，通过编黄册、制鱼鳞图、均徭役等举措，建立起一套总体负担远低于前朝的赋税徭役制度。他还固定了全国的田赋征收额，明令以后不得增加。

然而，时移世易，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税田总额日益减少，而国家开销却日益增加，田赋定额的“祖制”又为赋税征收设置了上限，明朝产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在京为官的张居正因病请假，回到故乡江陵（今湖北荆州）休养。他发现农民受困于土地兼并，绝大多数只能靠租种土地艰难糊口，巨额地租收益源源不断流入以地主、乡绅、官僚集团为代表的少数富人手中。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明确指出，“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在张居正推行新政之前，围绕变革赋役制度以解决“国匮民穷”问题的探索早已开始。

自宣德年间起，江南多地先后推出“征一法”“鼠尾册”“十段锦法”“均平银”“纲银法”等地方性赋役改革，这些改革大多具有“赋役折银”的内容。

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离鄂赴京之前，湖北部分地区也已出现“赋役折银”的情况。《正德光化县志》中就有“弘治十七年（1504年）户部奏，准通行佃民每亩办纳课银三分，俱于本县交收转解，民赖其公”的记载。及至正德、嘉靖、隆庆年间，折银的赋税种类和地区进一步增加。到嘉靖、隆庆两朝，较为成型的“一条鞭法”在几位名臣的力推下于江南部分地区实施，甚至曾引发前首辅徐阶退田这一公案。

但在皇亲勋贵、官僚内宦等强大利益集团的阻挠下，土地兼并依旧，赋役改革进展缓慢。这也是张居正不得不将“清丈土地”作为推行“一条鞭法”之前提的客观原因。武汉市税收博物馆收藏的“归户由帖”便在此背景下产生。

如果说，土地兼并下封建经济的衰落是全国性赋役改革最为迫切的动力，那么，伴随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而产生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数十年“赋役折银”的探索实践则为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操作层面的可能。

“考成法”与“清丈土地”

“一条鞭法”绝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逻辑下的顺理成章，没有张居正的铁腕力推，“一条鞭法”很难冲破权贵缙绅的重重阻碍而通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