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不禁想到孟子的“良知”论和王阳明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传统的当代传承。孟子认为“良知”是个体的不学而能知、不虑而行、就连孩童也能做的言行举止，王阳明进而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发自“天理”的固有行为，同时又可以通过人的“心性”修为或“心学”智慧而习得和传承。

从路易与王扬鸣之间有关“倒刺”即“良知”的心性对话及其代际传承关联，可以见出该剧的自觉的心性智慧探究：医生首先和根本上是一个人，需要同时修炼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良知”和作为医生的“良知”。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良知”归根到底还是同一种“良知”：发自人性深处的善的本能，也就是生命至上和救死扶伤的本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的“良知”与作为医生的“良知”或规矩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并且发生相互冲突，正像剧中路易和王扬鸣所先后一再经历的急诊科医疗事件那样。向普通电视观众传递急诊科医生所一再承受的“良知”与医疗规范之间的尖锐冲突之灵魂性创痛感并引发其共情，也就是令他们内心在情不自禁中生长出同样的“倒刺”般创痛感，恰是该剧的显著成功点之所在。假如人人都像王路二人那样心里深扎进一根“倒刺”，那我们这个社会的“致良知”程度当会获得极大提升和改善。

由此看，该剧的真正的思想启迪价值在于，透过路易和王扬鸣在基于人性的“良知”与医疗行业规矩之间的艰难选择及其产生的“倒刺”般创痛感，再现了中国当代普通人所遭遇的人性选择困窘，袒露出发自人性深处的基于“良知”的灵魂性拷问，由此而可与当前深受“良知”问题困扰的普通观众形成内心深处的高度共情，给他们增添起在未来人生实践中继续探究“良知”问题的精神力量。

假如说到该剧是否存在可改进之处，或许其有关王扬鸣与女警察孟骄阳、路易与包小炔、刘非与王欢之间的曲折爱情戏表现，就略显复杂和拖沓了，也有可能对其思想主旨的表达形成某种干扰。同时，其轻喜剧或外喜内正剧风格的选择和实施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增强悬念感和戏剧性张力等效果，但又可以有时仅仅停留于思想表达的浅表层次，从而让人感觉难于取舍。但该剧的美学探险精神本身是值得鼓励的，尤其是当其在破除医疗行业神秘感、让广大普通患者与医生之间在“良知”层面增强共识度方面迈出坚实一步之时。